“東城區疫情處置有三個難點，其中包括兩個北京‘首次’。”市疾控中心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醫師、市級流調專家組第四組組長任振勇這樣總結3月以來東城區發生的疫情：本市首次在學校暴發的疫情，首次奧密克戎變異株引起的較大規模疫情；同時多發生在狹小逼仄、住戶密集的胡同、大雜院。

正是在困難重重之中，首都的疾控工作者爭分奪秒、不舍晝夜，使東城區疫情防控在10天內實現“社會面清零”，跑贏時間、跑贏病毒，打贏了一場“閃電戰”。

兩天內實現精準溯源

3月14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通報，當日新增的確診病例中，包括兩名在校學生。根據此后東城區和朝陽區的通報，他們就讀于東城區和平里四小（東校區）。之后，在東城區兩所學校，8個孩子先后確診。

孩子，是父母的軟肋。學校疫情，牽動著每一個人的心。

14日凌晨，任振勇接到市疾控中心領導電話。聽說涉及學校疫情，他的心里緊張起來——“人群特殊、場所特殊，疫情處理難度大。”疫情防控容不得片刻延誤，疾控中心的專家組在接到任務后，兩小時內完成集結，趕往東城區處置疫情。

感染來源不明，為防止疫情在校園里大規模暴發，疾控人員必須與時間賽跑。工作人員對兩個孩子所在班級的全部學生及家長都進行了采樣檢測，初步鎖定了疫情源發的班級。

疫情溯源的過程頗多波折，“此前在海淀區、朝陽區出現的疫情，均與外省輸入的傳播鏈相關。因此，最開始，我們也將東城區疫情溯源的注意力集中在與京外中高風險地區的聯系上。”而通過詳細流調，病例及其家長與外省疫情的關聯先后被排除了。

與此同時，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的全基因組測序工作，也在馬不停蹄地進行中。科學的檢測結果，在本起疫情的溯源工作中，起到了大作用。

根據市疾控中心3月15日、16日在疫情發布會上的通報，東城區學生病例感染的病毒與本市既往本土和境外輸入病例同源性較低，與今年1月國外上傳國際新冠病毒數據庫的病毒序列高度同源。

“跑贏時間，就是為阻斷疫情爭取機會。”從疫情發生，到溯源明確，總共用時不到兩天。而在這兩天里，市區兩級的流調隊員都沒有合過眼。

阻斷線下培訓班傳播風險

東城區疫情發生之初，情況通報中的感染者活動軌跡曾引起廣泛關注。人們發現，確診的孩子們幾乎都曾或多或少參與過線下補習班。而在此后疫情的發展過程中，線下補習卻并未引起大規模的疫情風險，讓大家都舒了一口氣。

人們不知道的是，在這背后，疾控人員付出了巨大、艱苦的努力。

奧密克戎變異株傳染性強，線下培訓班人群密集，感染風險顯而易見。“為了及時控制住可能的疫情，我們除了重點排查感染學生的線下培訓班外，還全面排查了和平里四小所有學生涉及到的線下培訓班。”

任振勇說，線下培訓班涉及多校學生，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為此，疾控人員捋著線索，一共排查了東城區十余個街道、數十所學校的學生。

由于工作量巨大，市級流調專家組組織、抽調了東城區疾控中心30位工作人員以及15位社區工作者，第一時間組建現場風險點位排查組，10天內完成病例127個風險點位排查工作，采集高危人群樣本963件，外環境樣本3354件。

正是疾控人員不眠不休地摸排、追蹤、管控，才將疫情傳播的風險，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嚴查烤鴨店避免風險進社區

有一個地點，是東城區本起疫情傳播的關鍵。那就是位于東直門內北小街的榆樂軒烤鴨店。

根據市疾控中心的通報，感染者50曾于3月7日出現發熱癥狀，未就診。10日，一行5人前往烤鴨店就餐，后全部確診，榆樂軒烤鴨店傳播鏈先后致十余人感染。

經現場查看監控錄像，疾控人員發現，10日到店的感染者50一行，是在包間內就餐的。“正值首發病例排毒高峰時段，加上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性確實強，參與上菜、服務的烤鴨店店員都是感染風險最高的人群。”任振勇說，流調人員了解到，餐廳的服務員大多居住在集體宿舍。而由于人員流動性強，烤鴨店主也不能準確說出自己員工的身份、居住信息。為此，流調組分成兩隊，分赴不同的宿舍連夜進行流調和摸排，確定該烤鴨店共有24位工作人員，并在第一時間對這些存在極高感染、傳播風險的工作人員進行落位管控。

大數據追蹤，也在同步展開。

烤鴨店未按規定落實健康寶掃碼的防控要求，這給流調工作帶來了很大阻力。疾控人員需要通過支付記錄來篩查風險人員，“大數據篩出了600多條支付記錄。但支付記錄只能顯示付款人信息，同行、聚餐人員的確定，必須通過一對一的電話流調才能完成。”為此，流調組向衛健委借調來60余位志愿者，通宵進行電話流調。

從16日病例確診、溯源明確，到18日凌晨5時，流調人員共找出了800多名高風險人員。“連夜摸排數據、直接落位管控，避免了高危人群將風險帶到社區里，造成大規模的社區傳播。”任振勇說。

“北京效率”背后的付出

“感染來源不明的聚集性疫情，在5個病例以內的，給我們48小時。兩天不合眼，我們能保證‘理’出個頭緒來。這就是‘北京效率’。”任振勇充滿自信地說。

這份自信來自“真槍實彈”的實戰經驗。今年以來，發生在北京的疫情，溯源時間大多控制在兩天以內。

看得見的是精準和效率，看不見的是疾控人員在背后巨大的付出。

3月18日，是任振勇難以忘懷的一天。那天，桃花已綻放的京城，陡然下起了鵝毛大雪。21時許，他接到了家里的電話，八旬高齡的岳母在接兒子放學的過程中不慎跌倒，摔折了手臂。22時，東城區的疫情防控部署會就要開始了，他要在會上做匯報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難以抽身。

任振勇和愛人都是從事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醫務工作者，異常忙碌。14日接到疫情防控任務的他，將岳父、岳母從石景山接到海淀家中，把上二年級的孩子托付給了兩位老人。

岳父母年事已高，將臨時照顧孩子的重任交給老人，任振勇本就不忍。風雪夜，老人滑倒導致骨折，更讓他心里十分愧疚。此時，妻子也在崗位上不能趕到，任振勇只好將求助電話打給鄰居，托鄰居幫忙將老人送醫。

會議結束，任振勇跟領導請示后，趕回家里。將老人安頓好，已是深夜，7歲的兒子始終沒睡，在一旁乖乖等候。“爸爸，你今天能不能不走？”面對兒子乖巧、小心的詢問，任振勇不忍拒絕，又沒法答應。

“爸爸陪你睡覺吧。”將兒子哄睡，已是午夜時分。看著兒子熟睡中的小臉，任振勇猶豫了。“疫情防控正是關鍵時期，在家里你也睡不著，不如趕回去吧。”愛人理解的話語給了他莫大的鼓勵，凌晨1時，他又回到了東城區疫情防控的“戰場”。

目前，全市本輪疫情已近尾聲，嚴峻復雜的東城區疫情防控在10天內完成了社會面“清零”，交上了一份成績優異的答卷。對于大多數市民來說，東城區疫情的“風波”已告一段落。然而對于疾控人員來說，戰役遠未結束，在公眾視野之外，他們還進行著大量的工作。“只有把所有風險都排除掉，才算給首都市民一個‘交代’。”任振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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